凭脚印推测出大概体重韩均相信，凭脚印能够推测出凶手的年龄和身高他感觉太不靠谱。
作为一个律师，他怀疑一切证据。
别说足迹检验这种全靠经验的技术，连之前被认为几乎不会出错的“显微毛发分析”技术都会出错。
美国就有一个案例，华盛顿特区居民柯克－奥多姆在1981年被判强－奸罪，在监狱中度过了20年光阴。联邦调查局引以为豪的犯罪实验室宣称，他的头发和在受害者睡衣中找到的毛发是显微相似的——换言之，无法区分。
然而，后来所做的DNA检测结果却显示他并不是强－奸犯，正如他一直辩驳的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个官方的结果来得太晚了，做DNA检测时奥多姆先生已经服刑结束。
一直以来，美国法庭对实验室技术提出过很多质疑。
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甚至出过一份报告，称他们发现检察官和警察们日常依赖的各种方法有“严重的问题”。这套方法包括指纹识别、血型鉴定、武器鉴定、足迹对比、笔迹鉴定、咬痕分析……
韩均不想他被误导，不容置疑地说道：“关于凶手年龄、身高和体态的判断全部忘掉，别说这些判断不精确不科学不靠谱，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就算靠谱凶手的身高、体重和体态也会发生变化。”
“是！”
在破案上王思强是非常佩服他的，接着汇报道：“案发现场在偏僻的农村，周围没有省道国道，最近的乡村公路都在几公里之外。当时经济不发达，已经撤并的那个乡一个像样的企业都没有，没有外来人口，不可是流窜作案。从案卷材料和那几个老同志的介绍上看，熟人作案可能性较大。
不过十二年过去了，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周围几个村30岁至6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查，其中包括出去做生意的、考学离开农村的、进城务工的、进城买房的、去外地给子女带孩子的、甚至已经死亡的……并且就算运气好能锁定目标，也没有足够证据。”
案卷韩均看过，岂能不知想查明真相有多难，但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
他再次捋了下思路，若无其事地说道：“先跟小组成员研究案情，他们是本地人，熟悉情况，有经验。同时着手秘密摸排，整理案发现场周围几个村当时18岁至50岁之间所有成年男子的户籍资料，最好能想方设法找到他们当年的照片。”
找当年照片做什么，又没目击者，就算有照片也没人去认啊！
调查马春兰案搞了个“灯下黑”，差点让凶手逍遥法外。
韩均不想犯同样错误，也不管他怎么想，一脸严肃地强调道：“摸排工作一定要细，升学把户口迁走的、计划外生育没户籍资料的、被判刑入狱注销户籍资料的、参军注销户口的……有一个算一个，一个不能漏掉。”
想不通就不去想了，反正到时候丢人的又不是我，王思强腹诽了一句，大声应道：“是！”
锻炼和工作两不误，齐科长跟了上来，气喘吁吁地汇报道：“韩处长，那具无名女尸头部有伤，他杀确定无疑。由于发现得比较晚，尸体高度腐烂，无法确定年龄，如果非要估计，从验尸报告上看应该在17岁至30岁之间。”
这种案子必须先查清尸源，先查清被害人身份，否则很难侦破。
韩均没看无名女尸的案卷，抓起毛巾擦了把汗，“有没有发现其它线索。”
“被害人上身穿荷花图案的背心，下身穿黑色运动短裤，内穿浅色内裤。长发，扎红色头绳，案发现场没发现钱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