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民主文化到底是如何被创造的？显然就是以这种毫无想象力但又极其强大的方式。当一个农民家庭的手推车在7月4日‘联盟日’这天翻过崇山峻岭赶往露营地的途中，回头一看后面还会有上千辆其他家庭的手推车沿路赶来，正是这种‘联盟就是人与人团结起来’的思想造就了美国向民主转变的可能。”
这些辛苦的农民被聚集在一起；更具体地说，他们是被玉米、小麦和棉花的价格聚集在一起。年复一年，农产品价格日趋低落，这极大摧毁了农民辛苦一年的果实。1866年，小麦价格是每蒲式耳(1)2.06美元，10年后变成了每蒲式耳1美元，80年代又跌落到80美分，90年代时又变成60美分，而达科塔州的农民竟然会以35美分的低价售出自己的手里的小麦。1866年的玉米价格是每蒲式耳66美分，30年后就变成不到30美分，堪萨斯的玉米价格竟然会低到每蒲式耳10美分，棉花价格也一路下滑。农产品价格的低迷无疑是高利率造成的，而二者皆起因于同一个事实，那就是货币的短缺。
30年来，基本商品的售价在持续下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经济紧缩期”。成千上万本来已经举步维艰的农民家庭被迫陷入更为严重的贫困之中，许多人不得不向自己与生俱来的美国身份低头――他们注定是一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只有土地才是意味着能过上自给自足生活和成为不辞辛劳的自耕农的可见资产。岁月在增长，可价格却在回落，他们的土地和劳动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为了重新投入下一轮耕作，他们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购买种子和工具，可到了收获季节，农产品价格却更加低迷，他们因此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可为了维持耕作，他们只能借入更多的钱。最终当债务变得越来越“势不可挡”时，农民只好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就像是因食利者手中积累越来越多的土地而濒临绝境的法国农民一样，而这个清算、合并的过程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老规矩。
作为社会仲裁者，19世纪末期的通货紧缩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是完全对立的。通货膨胀破坏的是收入稳定的家庭，因其会侵蚀这些家庭日益积累的金融资产；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会起到广泛分配财富的作用，即允许广泛的中产阶级用贬值的美元借贷和还款，从而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获得更大的净利润。通货紧缩则完全相反，任何拥有金融资产的人都会自动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因为物价在下降。他们的美元资产可以买到更多的实际商品，他们积累的资本价值也会稳步上升。然而存款不多或没有存款的普通人以及依靠自己的劳动力生活和还贷的债务人却眼见自己的收入在缩水，他们肩上的实际债务负担在增加。美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对此种结果直言不讳的宿命论表达：“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不管政治语言如何发生改变，货币问题都无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选择的基本原则。有关对“硬通货”和“软通货”、价格上涨或下降、通货膨胀VS通货紧缩的讨论无非就是对哪个阶层会遭受损失（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的讨论，即是将积累的金融财富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还是仍然要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