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曾经由一个主权政府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通货膨胀行动就发生在欧洲大陆，欧洲的货币供给在掠夺印加矿井内的进口珍贵金属后发生大规模“繁殖性”增长。于是一场拖沓冗长的通货膨胀拉开序幕。按照布罗代尔的估计，1500年欧洲拥有2万吨的白银储量，到了1650年，又有1.6万吨白银额外加入货币供给。已经持续3个世纪的黄金通胀终于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白银通胀，而白银通货也随之变得更加便宜。这段时期最能体现一句自相矛盾的名言，即众所周知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格雷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经济智囊）：“劣币驱逐良币”。换句话说，很明显，买方永远都想用更“便宜”的钱购买到实际商品，而不是更“贵”的钱。因此货币也就越来越“便宜”。随着黄金和白银的这种对抗性的消失以及政府推出“法定货币”，格雷欣法则逐渐不那么中肯，但其仍然能表达货币实际价值的永恒不确定性。4
事实上，长期混乱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周期还会滋生一种怪诞观点，即资本主义不可能长期“忍受”价格稳定；否则经过几个世纪的反复“试验和发明”早就能设计出一套可以保证货币稳定的体系。或许，正是资本积累的过程才会造成货币价值的周期性循环改变，即“货币增多”的通货膨胀会刺激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蔓延，随之而来的就是具有镇静作用的逆转，即“货币稀缺”，经济增长放缓，重新巩固新财富的所有人地位。当然，这描述的是繁荣资本主义时期的变化趋势，即从最原始阶段到目前的资本充足。
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有关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传统主张也可以跨越资本主义本身的深刻矛盾：价格稳定是每个人想要达到的目标，可经济体系却不能容忍。所有的经济参与者，从消费者到资本家，从商人到生产者，都渴望稳定货币，但任何一个能够成功实现货币稳定的政府或货币体系最终都要面对政治的巨大变动。无论货币价格怎样衡量，都没有一个黄金法则可以让所有经济“玩家”都受到绝对平等的对待。货币应该被固定在一个永恒的均势下，这个被西方资本主义倡导几个世纪的理念实际上只适用于永恒停滞或永恒毁灭的“等式”中；没有一个政府会依靠向公民许诺保证长期货币稳定的条件在民主竞选中获得权威。
平民党遭遇的政治阻碍令人震惊、难以置信。农民运动中最富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查尔斯?W?麦尼克（Charles W. Macune）意识到，他们的改革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完全对立。“我们这些努力追寻从不公平待遇中解放出来的人，”麦尼克说道，“来自美国最大且最保守阶层。”除了天生保守以外，这些自耕农还会因地区、政党和受内战影响的不同而被划分为受苦程度不同的群体。许多南方白人农民都是内战中的失败者，成长在有“政党之父”之称的民主党环境之下。而中西部粮农则大多是北方军志愿兵，是受共和政体演说的鼓舞才披上了“带血的上衣”，加入林肯高尚的“东征”队伍，挽救整个美国。要想将这两方面彼此敌对的群体团结在一起展开运动，当然其中还要包括南方诸州重获自由的无地黑人农民，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曾是最令农民联盟感到绝望的最大考验。
贯穿整个美国的棉花农耕领域，小型棉农实际上过着一种劳役偿债的生活，他们每天都要受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