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简单的理解，货币也不过是用来偿还债务的工具，一种真实价值互换的职责。人类的商业行为包括围绕几张债务票据“打转”，将货币从其他人手里传递到另外一些人手里。从整体来讲，货币经济表现出一种厚重的、必须履行的责任交织，个人的负罪心理可以在货币流通中得到释放。
“那么这种互惠互利的给予和帮助是如何消除人们的负罪感呢？”布朗问道，“当然，它并不会消除负罪感，从古至今，人类一向如此。但这恰恰表现出人类想要解决问题的最初努力。分享会减轻负罪感，为了分享负罪，人类必须加入社会组织。”
如果难逃一死，那么资本的增加至少会提供一种强大的慰藉感，以减轻负罪感。资本的积累直接挑战着教会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定义，这也正是中世纪修道士会强烈反对货币的原因所在。人类的存在自古就具有限制性，即过度痴迷于各种新的可能性，这并不是一种可见的更高的生活水平，而是存在于人类心灵更深处的渴望。资本主义通过复利（货币经过一段时间后会自行繁殖）的奇迹重新定义了时间的概念。这样的体系看起来过于世俗和理性，但同时也孕育着新信仰的种子。“这简直就是一种魔鬼崇拜，”布朗抱怨道，“我们不再把过剩的财富交给上帝。现在，能够让剩余财富自行繁殖、无限扩张的行为本身就变成了上帝。”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承载了一个新的幻象，即货币本身变得富有生命。人们开始注意资本的形成过程和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他们此时可以把自己的货币想象成是活生生的。它在生长，它可以自行繁殖，它可以穿越过去和遥远的未来，它已经打破古老的束缚，打破宗教对人类命运的责罚。
货币可以变成自己主人的代理生命，被看做是有生命的客体和有生命的人。如果加以照料、鼓励、约束和保护，货币可以变成第二个自己，但却是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自己。有些人对活生生的货币十分迷恋，他们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自己不断积累的资本，牵肠挂肚、殚精竭虑，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布朗这样描述货币的新魔力：
“……这种客体变得有生命，并且可以做人们想让它做的任何事。这种客体变成了它想要成为的上帝（它自己的圣父），因为货币可以生成货币。利益机构不仅预先假定了资本积累的时间，而且还将货币图腾中的‘双亲情结’转移到对货币图腾的私人占有中，货币因而在文明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拥有通灵的价值，这在古代经济学中是从来不曾存在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华尔街的投资者是完成了古代炼金术士所不能做到的事，即从渣滓中提炼黄金、从纸张中创造真实的财富、从原始数据中创造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当然这不过仍然只是一个幻象。货币并不是活的，也没有永恒不朽的权力。迈达斯国王的神话至今仍在流传，只是在现代货币经济中发生了形式上的稍微变化：可以满足需要的行为会滋生另一些需要，即人们的欲望仍然在不断膨胀，而不是不复存在。华尔街上“让钱生钱”的“游戏”并不会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因为没有明显证据能证明“钱生钱”的机会已经枯竭。相反，机会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饥渴。就像碰触一切都能变成黄金的迈达斯，货币幻象驱使投资者焦躁不安地担心自己会失去眼前的机会，然后又会为未来出现的机会再次寝食难安。他要碰触更多的东西，攫取更多份额的财富，不料竟发现一旦抓到，新的货币也就会死去。
因而，这种矛盾的循环最终又会返回到弗洛伊德的观点：婴儿对粪便的幻想。诺曼?布朗这样描述这种联系：
“没有生命的无机体――货币被某种神奇的魔力赋予生命，这种魔力就像是-->>